英国高等教育政策研究所发表的一份报告指出，现代大学成了一种“焦虑机器”(anxiety machine)，学者们普遍存在心理健康问题，其原因是不断要求更多、更快产出论文。美国心理科学协会主席巴瑞特（L. F. Barrett）用“军备竞赛”形容今天的学者们被锁定在一场争夺优势和地位的激烈竞争中，这种竞争不是用武器、物质财富或甚至真理来进行的，而是在论文上的战斗，也即是一种学术出版物“军备竞赛”（the “arms race” in academic publications）。著名社会学家比利格（M. Billig）有过类似观点。他说，学术界的大量出版是由“竞争对手发表的比我们多”的心理恐怖所驱动的，是地位焦虑。

由此可见，在国外，学者们如果身处大学又无法摆脱论文压力，便难免成为“焦虑机器”的“产物”，而焦虑无疑影响幸福。

值得庆幸的是，老文感觉自己周围学者的焦虑现象或心理健康问题没有老外说的那么严重。但吐槽论文压力妨碍做真正有意义有价值研究，并因此痛心疾首的老师特别是青年教师，不在少数。毕竟，论文压力除了影响幸福，还阻碍科学成就，正如爱因斯坦所说，“一个人在学术道路上被迫大量发表科学文章会导致思想浅薄的危险。”

心理学研究表明，做有意义的事情（例如从帮助他人到贡献人类），能增强人的幸福感和成就感。大学老师有没有什么法子摆脱论文压力做有意义研究？

老文近来饶有兴致地研读科学史，觅到一条宝贵线索：牛顿和爱因斯坦两位科学巨匠在做出各自最重要科学成就时期有个共同点：远离大学。相信这条线索对一心想摆脱论文压力做有意义研究的老师有启示作用。

牛顿1665年从剑桥大学获得学士学位，但很快由于瘟疫流行，葡京赌博官网，剑桥大学被迫关闭，牛顿回到了乌尔索普的老家，直到1667年剑桥大学重新开放，他才回到三一学院当教师。马尔科姆·朗盖尔著《物理学中的理论概念》（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2017，第四章）说，在宅在老家的两年里（22～24岁），牛顿的科学创造能力爆发了，这应当是历史记录中最辉煌的一笔：他在三个完全不同的领域做了奠基性工作。在数学领域，他发明了二项式定理以及微分和积分计算法。在光学领域，他发现了光的颜色分解。他开始用重力理论统一天体力学，这最终导致了他的运动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

无独有偶，爱因斯坦在1905年发表了5篇划时代的物理学论文，创造了科学史上的一大奇迹（这一年因此被称为爱因斯坦奇迹年），这个奇迹是他大学毕业后在瑞士伯尔尼专利局当技术员时创造的。众所周知，爱因斯坦去专利局工作纯粹是生活所迫、情非得已，他大学毕业后一心想在大学谋得一个教职。

不妨穿越并想象一下：牛顿当年如果不是因为天灾而被迫宅在家里两年，爱因斯坦当年如果如愿以偿做了名大学老师，他们能取得那么伟大的科学成就么？

沃尔特·艾萨克森著《爱因斯坦传》（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8年，P71）回答了关于爱因斯坦的问题：“倘若爱因斯坦当初做了某个教授的助手，他也许就会发表一些中规中矩的文章，在挑战传统观点方面畏首畏尾。正如他后来所说，原创性和创造性对于学术地位的跃升并不是最主要的，尤其在德语世界，他将不得不去迎合其主顾的偏见或流行看法。”“出于偶然，他去了专利局而没有在学术圈当一名助手，这很可能使他的一些禀赋能够发挥出来，帮助他最终取得成功。”爱因斯坦本人说过：专利局是一个“让我构想出最美妙思想的世俗隐居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