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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硬核”博士:我与新冠病毒打交道的日夜  
 

刘为勇在实验室。刘为勇供图

检验科新型冠状病毒检测团队部分成员。刘为勇供图

晚上9点,是记者和刘为勇约定的采访时间。

然而,直到深夜12点以后,他还没有回复微信。

刘为勇在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检验科,做新型冠状病毒检测工作。

直到第二天下午,记者才等到他。

现在标本量特别大 连续工作21小时

《中国科学报》:你昨天工作了多长时间?

刘为勇:接近21个小时。现在标本量特别大,没办法。昨天一天检测了大概100多例样本。

《中国科学报》:一下子激增的吗?

刘为勇:按安全角度,病原体检测必须在P3实验室做,而医院一般只有P2实验室。但疫控中心难以满足这么大量的检测需求,所以中国疾控中心(CDC)在1月26日就把检测权限下放到我们这种大型医院。武汉大概有九家医院获得了检测资质。样本阳性的上报CDC,他们复核。

这样做相当于为患者就诊开辟一个快速通道。因为医院很快就能出结果给医生。

从1月26日起我们开始用商用试剂盒。阳性样本的数量快速上升。

《中国科学报》:检验科的人手够吗?

刘为勇:现在感觉是不够的。技师要有一定资质和从业经验,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做的。

我们还是以前那些人,大概十几个。除了检测以外,现在还要手动整理、上报大量患者信息,这个工作也非常花时间。

标本在我这里就很安静了,它又不会打喷嚏

《中国科学报》:这个工作会经常接触到病原体,为什么选择这个工作?这一次疫情让您心慌了吗?

刘为勇:我毕业于武汉大学病毒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一直都在做病原体研究。样本是在生物安全柜里面,而且在P2实验室里打开和处理的,只要小心处理,相对而言是比较安全的。

这一次我感觉也还好。因为我们作为医务工作者,自己都怕了,退缩了,怎么帮病人诊断、帮病人看病?

其次我们都有一定的科学素养,会理性对待和处理风险。

这个病毒虽然传染性很强,但它主要是通过气溶胶传播,例如病人打喷嚏、采样环节暴露等容易被感染。

但我的工作主要是针对标本,标本在我这里就很安静了,它又不会打喷嚏。

真正危险的是在一线治疗和救护的护士、医生。请大家善待他们。

《中国科学报》:您现在的安全防护是什么样的?防护品够用吗?您觉得安心吗?

刘为勇:我在P2实验室,我们每个人是按P3等级进行个人防护。P3等级个人防护服穿上就不能上厕所,不能吃饭,不能喝水,一天要换至少三套。

防护品检验科里暂时还够用。

我对安全比较放心。不过毕竟按规定应该是P3实验室做检测,现在我们是在P2 实验室做。有感染风险是不可否认的。

但是因为现在CDC检测容量有限,我们义不容辞。而且,通过前期的检测发现,在加强通风、紫外消毒、勤洗手以及加强个人防护等前提下,做这个病毒检测还是比较安全的。

我们会继续做,绝不退缩。

熬3个通宵测出全基因组序列 我们的工作是一流的

《中国科学报》:您是哪一天接到第1个疑似样本的?

刘为勇:我这边有记录。我们一直在监测,也向国家CDC反映过。我们第一例大概是在1月2号开始做的。我们在1月7日就获得了这个病毒的全基因组序列。

《中国科学报》:自己完成了测序?

刘为勇:我们是一个团队,包括来自武汉大学病毒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和中南医院的团队、中山大学团队和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的科研人员。

因为疫情发生,我们大概4天就测出了病毒全基因组序列。

相关成果已经写成文章,投给了国际期刊EMI(Emerging Microbes & Infections)。

《中国科学报》:论文内容您能大概介绍一下吗?

刘为勇:论文讲的是我们针对两个病例,采了标本之后,第一时间做了检测。那时候是1月2日左右。当时高度怀疑是SARS,用某公司试剂盒测过后显示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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